中新社雅加達5月24日電 題：為何說萬隆精神歷久彌新？

　　——專訪印度尼西亞國家經濟委員會國際關系特別顧問喬娜·維達格多·普特麗

　　中新社記者 李志全

　　2025年是萬隆會議召開70周年。1955年4月召開的這場歷史性會議，不僅促成了亞非國家的團結合作，也形成了以“團結、友誼、合作”為核心的萬隆精神。中國代表團提出的“求同存異”方針，對這次會議起到了何等作用？為何說萬隆精神歷久彌新？日前，印度尼西亞國家經濟委員會國際關系特別顧問喬娜·維達格多·普特麗(Jona Widhagdo Putri)就此接受了中新社“東西問”專訪。

　　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1955年的萬隆會議，為何說是印尼和萬隆人民的驕傲？

　　喬娜：1955年4月，印尼萬隆成為全球焦點。29個亞非國家和地區的代表齊聚于此，召開了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與的國際會議——萬隆會議，成為“全球南方”國家團結自強的象征。

　　當時，作為新興獨立國家，印尼迫切需要在國際舞臺上發出自己的聲音。萬隆會議的成功舉辦，標志著印尼從被殖民對象轉變為國際事務的重要參與者。

　　會議舉辦地萬隆的民眾以開放態度迎接各國代表，通過舞蹈、音樂和傳統服飾，生動展現了印尼的多元文化。會議通過的“萬隆十原則”，首次系統提出了發展中國家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，意義深遠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中國代表團提出的“求同存異”方針，對萬隆會議起到了何等作用？

　　喬娜：萬隆會議初期，各國因意識形態、領土爭端等問題分歧明顯。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提出的“求同存異”方針，成為化解矛盾、凝聚共識的關鍵。

　　這是打破僵局的政治智慧。周恩來在即興演講中提出“求同存異”的主張，即擱置分歧、聚焦反殖與發展兩大共同目標。這一立場迅速緩和了緊張氣氛，使會議重回正軌。

　　“求同存異”不是一時策略，更成為“全球南方”國家合作至今的長期原則。它承認各國發展道路的多樣性，同時倡導在共同挑戰，如經濟不平等、技術鴻溝中尋找合作空間。例如，中國與印尼雖社會制度不同，但基于“求同存異”精神，在基礎設施、數字經濟等領域建立了緊密的伙伴關系。

　　中國代表團還推動了“萬隆十原則”的成型。周恩來在會議中多次強調“和平共處五項原則”，其核心——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，互不侵犯，互不干涉內政，平等互利，和平共處——被納入“萬隆十原則”。這一貢獻使中國從參會者變為規則制定者，也為后來中印尼簽署多項合作協議鋪平了道路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2025年是萬隆會議召開70周年，為何說萬隆精神歷久彌新？

　　喬娜：當前，世界面臨“新冷戰”陰影、氣候變化、人工智能革命等挑戰，萬隆精神非但未過時，反而顯現出更強的現實意義。

　　這是應對全球治理失靈的良方。當前，發展中國家話語權不足。萬隆精神倡導的“平等協商”“非對抗性合作”，為改革全球治理提供了路徑。例如，2023年擴員的“金磚+”機制，體現了萬隆式的包容性多邊主義。

　　數字鴻溝正在加劇全球南北發展的不平衡，而萬隆精神倡導獨立自主、平等合作。日前在萬隆舉辦的“萬隆精神與全球南方共同發展”國際學術研討會，專門設立“AI與全球南方數字未來”分論壇，回應了數字時代背景下“全球南方”國家對技術自主與包容性發展的共同關切，也是萬隆精神的延續。

　　萬隆精神對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的團結也有重要意義。例如，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公共衛生體系的不平等，萬隆精神號召的“南南互助”在攜手抗疫過程中發揮作用。這種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，超越了傳統地緣競爭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在“全球南方”崛起的背景下，萬隆會議對當下有哪些啟發和意義？

　　喬娜：當前，“全球南方”國家經濟總量占比超40%，但國際規則制定權仍由西方主導。萬隆會議給予當下三大啟示：

　　一是重構敘事：從“追隨者”到“規則塑造者”。萬隆會議證明，發展中國家可自主定義議程。如今，印尼推動的G20巴厘島峰會相關數字經濟成果文件、中國倡導的全球發展倡議，均是發展中國家在推動重塑國際秩序方面所作出的重要努力。關鍵在于，各國需像1955年一樣，敢于提出替代性方案。

　　二是務實合作：超越口號，聚焦具體領域。萬隆精神不止于理念，更需落實為項目。例如，中印尼合作的雅萬高鐵項目，將“南南合作”轉化為就業與技術升級。

　　三是培育新一代“萬隆人”。人才是南南合作的根基。作為學者，我參與的東盟—中國研究中心項目，正通過青年學者交流、聯合研究，為下一代儲備知識與互信。

　　70年前，萬隆會議點燃了“全球南方”國家的希望之火；70年后，這團火仍照亮著全球治理的暗礁。萬隆精神在時代演進中不斷煥發新的活力，但其核心始終未變：尊重多樣性，追求共同發展。(完)

　　受訪者簡介：

　　喬娜·維達格多·普特麗(Jona Widhagdo Putri)，現任印度尼西亞國家經濟委員會國際關系特別顧問、印尼大學東盟—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，復旦大學國際關系學博士，長期致力于中印尼政治經濟合作與人才發展研究。